总统克劳迪娅·谢因鲍姆（Claudia Sheinbaum）并不想独自上任，她希望所有女性都能与她一同参与政府工作，而她正在实现这一目标。无需赘述她的内阁成员构成，也不必详细说明如今女性在各级政府中所承担的关键职责。这不仅仅是个人意志的成果（尽管这种意志非常重要），更是女性运动长期抗争与坚持的成果。
然而，正如最近针对总统本人的虐待事件所显示的那样，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用葛兰西的话来说：仅仅前线的性别歧视势力被击败还不够，性别歧视的文化仍然潜伏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战壕”和“堡垒”中。
不仅存在街头施虐者和骚扰者，还有那些穿着正装、拥有大学学位、在政府办公室工作的人——他们凭借职位或任命获得权力，而他们的受害者正是那些新上任的女性官员。
有一个值得推广的例子：一位在省级电力公司（Comisión Federal de Electricidad，简称 CFE）工作的工程师长期受到同事的骚扰。经过深思熟虑并咨询后，她向内部监督机构提出了投诉。该机构立即派员调查此事，并依法、公正地解雇了这名施虐者。
值得注意的是，电力公司的总经理以及该部门所属的能源部（Secretaría de Energía）的部长都是女性。不过，女性担任这些职位并不应成为保障女性平等的充分条件，因为法律已经保障了女性免受暴力的权利，无论她们在哪个部门工作。
但现实并非如此：无论是在地方政府还是联邦政府，职场暴力和性暴力事件依然频发。虽然改变需要时间，但如果能及时发现制度漏洞、法律空白或导致有罪不罚的现象，变革进程就能加快。
首先，处理职场骚扰和虐待投诉的第一环节往往是部门内部的监督机构。然而，这些机构往往缺乏性别意识，导致受害者再次受到伤害，行政程序繁琐漫长，受害者往往仍不得不在施虐者所在的办公室工作。这对受害者来说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其次，某些部门认为只有当职位存在等级差异时才会发生骚扰（即受害者职位低于施虐者），但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职位和职责是对等的；此外，某些因素（尤其是在司法机构中）也会让施虐者拥有实际权力。
第三个问题是法律上的空白：虽然《联邦刑法》将性虐待和骚扰行为定为犯罪，但骚扰本身并未被明确列为犯罪。根据《女性免受暴力法案》（Ley Federal de Protección contra la Violencia）第13条：“性骚扰是一种暴力行为，即使不存在隶属关系，施虐者也会滥用权力，使受害者陷入无助和危险境地。”
因此，大多数遭受性骚扰的公职人员（尤其是女性）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投诉。由于缺乏犯罪认定，他们往往无法获得应有的惩罚，从而导致有罪不罚的现象。立法机关亟需将性骚扰纳入《联邦刑法》。
此外，司法系统也存在问题：并非所有法官都具备性别意识。有时，受害者甚至需要证明施虐者“带有淫秽意图地触碰了自己”。
2024年10月1日的这一重要举措必须真正惠及所有新上任的女性官员。正如新自由主义体制正在被逐步废除一样，我们也必须消除日常生活中隐藏的性别歧视和暴力机制。这不仅是妇女事务部（Secretaría de Bienestar）的责任，也是联邦立法者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