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Marco是从1989年4月开始的，是Rosa Albina Garavito把我介绍给他的。当时他担任Sedue机构的官员，肩负着双重职责：管理秘书工作，同时通过他的直接上司Patricio Chirinos，成为时任总统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的顾问团队的一员。像所有政治咨询团队一样，他们密切关注墨西哥的时局，研究特定议题，并审视国际环境。那几年的政治局势非常紧张，而Marco总能准确把握哪些问题会引发总统的兴趣，以及如何为他提供实际帮助。
他是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关键思路的人，为尚未完成的战略提案指明正确方向的人。他拥有扎实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各种类型书籍的狂热读者。Marco曾在墨西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那里他结识了Manuel Camacho Solís，尽管后来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相互尊重。
命运将他们分到了不同的政治阵营：Marco曾支持Luis Donaldo Colosio的竞选。当Colosio出任社会发展部部长后，Marco被任命为全国团结研究所的所长。在这个职位上，他再次展现了卓越的政治能力，组建了一支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团队，为Colosio的竞选活动出力。这项工作既紧张又充满压力，因为每周团队成员都要在公开场合向总统发表政治声明，这可能会惹恼内阁成员或某些社会群体，甚至包括总统本人。
Marco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Colosio当选总统候选人时，他被任命为前瞻性事务的副协调员，这一职位充分体现了他在预见未来问题方面的卓越能力。候选人需要的是对未来挑战的洞察以及应对策略。这在政治咨询工作中看似简单，实则极其复杂。
我记得《El Financiero》报社曾试图预测Colosio竞选团队中的哪位成员会成为下一任总统——Marco的名字被列为候选人之一。与其他副协调员不同，Marco对Ernesto Zedillo的加入持开放态度，始终尊重他的领导。他向Zedillo汇报工作进展，共同讨论并达成共识。他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竞选工作，取得了优异成果。
1994年1月1日萨帕蒂斯塔起义期间，Marco被派往Chiapas地区负责局势监控。他每天关注《La Jornada》报纸关于该地区的报道，整理出系统化的信息。通过与Colosio的沟通，Marco为该地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年零三个月后，Marco被任命为政府代表团的负责人，负责推动Chiapas的和平进程。经过艰苦谈判，双方最终签署了《San Andrés Larráinzar协议》。尽管Zedillo未能履行协议内容，但Marco的贡献意义重大。他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书籍《Chiapas: Crónica de una negociación》。
Marco天生就是政治家，后来决定离开政府机构，投身议会政治，目标是担任Tamaulipas州的州长。他向联邦学校建设项目委员会提出辞职，宣布参选州参议员并成功当选。虽然他在州长选举中落败（对手Tomás Yarrington得到了PRI党及州政府的支持），但他重返参议院。
2000年PRI党在选举中失利，党内专业人士陷入迷茫。正是在这段时期，Marco与Manlio Fabio Beltrones建立了密切关系，成为他的重要顾问。随后他成为全国民众组织联合会的核心成员，并在2006年当选联邦众议员及该组织秘书长。他在Beltrones的团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帮助Beltrones成为总统候选人，并推动了多项重要改革。Marco的策略性建议对当时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Marco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个慷慨、友善的人。他喜欢扮演“坏人”的角色，不过作为心理学家，他或许觉得这很有趣。
他出生于Matamoros，那里有他最亲密、最忠诚的朋友们——Beto和Rafa。后来他前往Victoria种植美国市场认可的黄色柠檬，详细讲解认证流程，积极推广这项产业的前景。但我们深知，他退出政坛其实是对2018年PRI党选举失败的反思：那次失败预示着政治参与空间的日益艰难。他热爱生活，拥有出色的记忆力，尤其喜欢听三重唱歌曲。他是多米诺骨牌游戏的高手，对比赛充满热情；虽然不擅长跳舞、足球和唱歌，但他是我认识的最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