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运动”及其主要领导人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乌鲁阿潘市市长。他们高举反对社会不安全的旗帜，最终以高达66%的得票率赢得了选举。对于前市长卡洛斯·曼佐在遇害前就已获得的民众支持与声望，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这种支持与声望必然会与那些反对其政治策略的人们的观点产生冲突，尤其是在他遇害时当地政治环境已经变得极为紧张的情况下。尽管存在这些风险，我还是想提出一些看法：首先，因为我来自乌鲁阿潘，至今仍与那里的家人保持着联系；其次，我非常关心这些事件发生的背景。
“帽子运动”虽然具有个人特色，但它并非某个与寡头利益无关的人的独创之举。实际上，它是通过整合米却肯州民众文化中的象征性元素而构建的一种政治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将市民、农民阶层、移民以及民主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从而塑造了一个“局外人”的形象——这个“局外人”被塑造成一种救世主，仿佛他们能够摆脱腐败横行的地方政治体系以及那些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的权力阶层。
“局外人”这一策略在历史上屡试不爽，常被用来扶持与右翼势力有关的人物。无论是像萨利纳斯·普列霍这样的企业家，还是在阿根廷的哈维尔·米莱、萨尔瓦多的布克莱这样的成功案例，甚至如今的特朗普，他们都试图颠覆美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秩序，但并未真正打破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
右翼势力的新法西斯主义倾向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计划、保守的宗教价值观和极端爱国主义上，还体现在他们倾向于采取军事化手段来控制社会暴力，将普通民众视为潜在的威胁，并夸大其政策带来的短期影响（而非实际成果）。
前市长正是这种策略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公开宣扬自己遭受警方迫害，还支持市政警察配备强力武器、使用军队车辆，并赋予他们执行死刑的权力。然而，他的政府措施并未改善乌鲁阿潘的安全状况；尽管媒体舆论被寡头势力操控，向公众传递了相反的信息。
这些激进解决方案之所以能够获得民众支持，是因为在米却肯州等暴力问题严重的地区，人们的生活秩序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基本的经济活动、人员流动以及家庭安全都受到了严重影响。米却肯州政府的官僚作风更是加剧了这种动荡局势，使得法西斯主义思潮得以蔓延。在社会普遍感到绝望的情况下，这些法西斯主义倾向更容易滋生。
现任州长及其核心团队正忙于为2027年的选举争夺候选人资格；其中最令人遗憾的例子就是那位屡次落选的候选人——这位前政府秘书如今成为了州长的检察官。他对选举结果的漠视导致他公然否认特拉卡伦塔地区存在敲诈勒索事件，甚至将当地一名柠檬种植园主的死亡归咎于其自身的疏忽。
另一个荒谬的例子是加比·莫利纳所塑造的“神奇女性”形象：阿尔弗雷多·拉米雷斯称她为米却肯州过去50年来最出色的教育部长。如今，这位受雇为政府工作的候选人会在莫雷利亚市的重大活动中以“超级英雄”的形象亮相。
在政治表演化的现象之外，还有许多普通民众的抗议活动：他们要求政府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确保他们在教师招聘中享有优先权；同时，家长们也不断占领教育部门办公室，要求为孩子安排教师，因为行政重组导致退休教师无法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无法调整教师分配。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我们必须改变被右翼势力扭曲的普遍认知。否则，我们的和平与民主梦想必将遭受严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