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
就等于了解它的对外政策”。
拉丁美洲重新成为美国政治讨论的焦点，这并非因为美国突然对它的繁荣感兴趣，而是因为美国自身的繁荣。对美国来说，世界已经变得充满不确定性：今年美国将举行国内选举，而中国和俄罗斯在东西两侧都对其构成了压力。我们既不应恐慌，也不应感到惊讶；美国只是放弃了以往的外交辞令，开始暴露其真实的逻辑罢了。
在《我们是谁？》（*Who Are We?*）一书中，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这位凭借深刻洞察力而声名鹊起的美国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其不可改变的文化核心的维护。根据这一观点，身份认同并非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而是一道被围困的边界。也就是说，文化被视为领土，而这种观念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移民不再是一种社会现象，而成为一种入侵；文化差异被视作威胁；国家则被赋予了道德守护者的角色，有权剥夺、控制他人。在这种观念下，拉丁美洲被简化为一个会威胁北方文化的混乱来源，进而威胁到北方的领土安全。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地理环境中的政治体现。以往的政府用“发展”的话语来掩盖这一理念，而如今——随着西方“龙”和东方“熊”的势力不断扩张，压迫着整个大陆——这一理念正在得以实施：拉丁美洲必须继续处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控制之下。这里没有自由主义的虚伪，只有对控制的渴望。在这种理念下，委内瑞拉从一个拥有强大制度和社区的主权国家，沦为了一个仅仅因其地理位置而被利用的筹码。
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外交政策，即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关系，其实源于北方想要摧毁南方原有的社会结构并获取资源的执念，而非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社会。因此，那些大亨的倒台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暴力、分裂和难以控制。
将冲突人格化的策略——无论是针对某个犯罪头目还是某个领导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暴力干预所导致的分裂会让受影响的结构中的其他成员产生出适应能力。将问题归结为个别“坏人”的行为，正是墨西哥早已深刻认识到的一个错误：人们误以为直接施加压力（通过武力）和象征性的控制（通过制度）就能实现结构上的变革。经过多次这样的尝试后，我们终于明白：消灭“恶人”并不能摧毁整个体系，反而会让它变得更加难以治理。
我们早已经历过这种情况：战争会分裂权力，破坏社区之间的联系。如今的问题不是如何“生存”在美国的压迫之下，而是我们应该在这个压倒性的现实中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面对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家后院的诱惑，墨西哥有责任审视自身。主权不是靠宣言获得的；只有当国家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提供健康、教育和安全，维护社区的福祉时，主权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一个拥有能够保护人民的制度的国家，才能在任何情况下独立地进行谈判。我们必须明白：安全并非源于军事化，而是源于正义；稳定不是从上层强加的，而是从基层培养的；当一个国家的社区陷入分裂时，这个国家就不会强大。这一切都不是怀旧或对玻利瓦尔主义的怀念：建立具有文化归属感的社区，才是真正的战略生存之道。
社会学家、国际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