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萨帕蒂斯塔民族解放军（EZLN）起义30周年之际，“Al Faro Zapatista”系列丛书致力于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出版了30本书籍，参与创作的作者和团队超过50个。正如卡洛斯·托尔内尔（Carlos Tornel）在其综述文章《编织反抗之网，播种希望：30年、30本书籍与萨帕蒂斯塔运动的启示》中所指出的：“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地梳理萨帕蒂斯塔运动贡献的著作之一。”这一成就的实现，离不开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委员会（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Reto出版社（Cooperativa Editorial Retos）、瓜达拉哈拉大学（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系（Cátedra Jorge Alonso-Centro Universitario de Ciencias Sociales y Humanidades）以及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和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Al Faro Zapatista”组织的鼎力支持。
其中，第三卷《萨帕蒂斯塔自治主义面对困境》（Autonomía zapatista frente a la tormenta）由霍奇特尔·莱瓦·索拉诺（Xóchitl Leyva Solano）、洛拉·库贝尔斯（Lola Cubells）、豪尔赫·阿隆索（Jorge Alonso）和阿克塞尔·科勒（Axel Köhler）共同编辑，今年由西班牙的Traficante de Sueños文化协会出版。该书探讨了一个理解萨帕蒂斯塔运动至关重要的主题：即在EZLN与联邦政府谈判过程中所启动的自治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萨帕蒂斯塔运动积极吸纳了民间社会的多元力量以及大量原住民代表，这一举措在许多人看来，堪称最接近制宪会议的尝试。
编辑们表示，这本书“如同三条指引我们通往萨帕蒂斯塔自治主义理想之路的河流”：第一章分析了萨帕蒂斯塔运动的时间脉络与历史；第二章深入探讨了其自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包括其“事实上的”自治形式、无需官方许可的自治机制、解放性的农业生态体系，以及萨帕蒂斯塔的艺术与传播体系；第三章则将萨帕蒂斯塔的言论与实践置于核心位置。
全书共310页，包含九个章节。其中，卡洛斯·阿隆索（Carlos Alonso）和豪尔赫·阿隆索（Jorge Alonso）撰写了关于萨帕蒂斯塔运动的概述性文章；豪尔赫·雷加拉多·桑蒂利亚诺（Jorge Regalado Santillán）探讨了“萨帕蒂斯塔的‘我们’概念与时间的关系”；塞尔吉奥·蒂施勒·维斯克雷拉（Sergio Tischler Visquerra）分析了“萨帕蒂斯塔自治主义作为生命斗争中的灯塔”；瓦伦丁·瓦尔（Valentín Val）和彼得·M·罗塞特（Peter M. Rosset）阐述了“解放性的农业生态学”对多元自治体系的意义；“Radio Zapatista”团队则讨论了“艺术与政治”的关联；阿克塞尔·科勒（Axel Köhler）探讨了“萨帕蒂斯塔的视听传播方式”；雷内·奥尔韦拉·萨利纳斯（René Olvera Salinas）与阿隆索·古铁雷斯·纳瓦罗（Alonso Gutiérrez Navarro）则总结了萨帕蒂斯塔运动为争取土地与尊严生活所做出的贡献。
整个丛书是对萨帕蒂斯塔运动的致敬，体现了人们对这一运动的批判性思考与深刻理解。它同时也是一次对紧迫行动的反思，尤其强调了书中关于自治的提问：“你呢？”——这个问题激励着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处境、时间安排和地域条件，去组织起来，为后代留下尊严、公正且充实的生活。
巧合的是，最近我的同事瓦尔多·劳·富恩特斯·桑切斯（Waldo Lao Fuentes Sánchez）——这位在原住民自治与集体权利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将他的最新著作《拉丁美洲的原住民自治：一部简史》（Autonomías indígenas en América Latina. Una breve aproximación histórica，Abya Yala系列丛书，El Colectivo-La Fogata出版社，2025年冬季出版）寄给了我。书中将自治定义为“原住民用来捍卫自身文化、重组领土、实现自我治理并抵抗资本主义扩张的机制”。作者指出，自治的基础在于领土——正是通过这片土地，原住民以创造力、情感、纪律和可持续性构建了社区活力；因此，每个自治体系都是独特而不同的。该书还详细记录了1953年至1994年间与自治运动相关的事件、声明、协议、起义、游行以及法律和宪法改革。
《萨帕蒂斯塔自治主义面对困境》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帮助我们全面理解这些自治实践。其中，萨帕蒂斯塔玛雅人的自治经验尤为具有代表性。正如莱瓦（Leyva）所言，这种自治模式“不仅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塑造了我们的斗争方式，涵盖了个人、集体和运动组织生活的各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