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说：为了生存，所有现代社会都需要国家的系统性干预。这种需求以多种方式得到满足，因为如果说资本主义文明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国家形态和结构的多样性。正因如此，我们无法找到能够引发革命或改革的唯一路径，也无法找到所谓的“唯一”的民主模式（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
设计国家制度，并据此制定多种有效且切实可行的经济干预措施，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要素。这些经验被许多人视为具有多重用途的“方案”。在极端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这些表现形式曾被视作终极解决方案：比如布尔什维克式的彻底革命，或是那些旨在推翻国家、将市场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及发展途径的“想象中的革命”。
古典经济学家早已明白：市场虽然能高效分配稀缺资源、激励个人追求最大效用，但其本质并不倾向于促进公平、保护环境，也无法自我实现有效监管。正如卡尔·波兰尼等思想家所指出的：
“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市场纯粹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样的制度若要长期存在，必然会摧毁人类的本质和社会的根基。”（参见《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出版。）
墨西哥曾作为自由市场的先驱，通过一系列三方协议试图为市场及其交易提供稳定性，但最终却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非正规就业激增的困境。经济停滞的阴影笼罩着社会，各种冲突（尤其是由拥有强大财力与暴力组织的犯罪势力引发的冲突）愈演愈烈。
这些负面现象足以促使国家和经济领域的领导者反思，探索新的经济管理方式，推动经济结构的革新。也就是说，必须寻求政治与经济之间的新结合，以制定出真正能够促进福祉的政策——这种福祉绝不能仅仅停留在生存与无奈的层面。
我认为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总统将“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视为自己的主要成就之一，这其实是对政治的损害。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需求找到平衡与调整方案。这些方案难以通过微小的社会补偿和货币转移来实现，而需要持续制定和实施广泛的就业与生产政策。
我们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悖论，都得益于国家统计与地理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Geografía，INEGI）的严谨工作。政府若忽视这些数据，甚至否认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那将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34.3%的人口（约449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这一比例比2025年前三个月的33.9%还要高。”（来源：《El Universal》，11月28日报道）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经济必须持续增长，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追求公平，更要实现社会正义；必须以民主为框架，让政治与经济共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