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球变暖的程度继续增加，具体来说，主要城市将被淹没，将出现前所未有的热浪、可怕的暴风雨、普遍的水资源短缺，以及数百万种植物和动物物种的灭绝。”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的话，他总结了由于燃烧化石燃料而给地球带来的严重问题。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超出了地球的承受能力。然而，95%的气候相关死亡事件发生在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仅贡献了1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比之下，全球北方的发达国家虽然受到的影响较小，却承担了90%的排放责任。全球北方的人口消耗了86%的资源，而全球南方的人口仅消耗了14%的资源。
需要记住的是，从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增长模式和环境危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制定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COP），最近一次缔约方大会（COP30）于几周前在巴西贝伦（Belém, Brasil）举行。从那时起，人们提出了各种减少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倡议。
其中一个倡议是“可持续性”，它强调需要转变发展模式，因为自然需要得到保护并得到合理利用。但对这一倡议的批评是，企业利用这一理念来继续违反环境限制。另一个倡议是“减量”，即限制生产和消费，这无疑是一个文化上的挑战，因为它要求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考虑人类的福祉。批评者认为，在一个如此不平等的世界里，不能要求那些尚未达到基本福祉水平的国家“减少他们没有产生的东西”。
最后，还有一个“去碳化”的模式，即用清洁能源替代高碳技术，从而转向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依赖于稀有矿产和金属的开采，如钴、锂、铜、镍等，而这些资源70%掌握在全球南方国家手中。然而，推动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却是全球北方的富有的个人、企业和国家。为了获取这些战略资源，他们重新延续了殖民主义的模式。也就是说，“绿色计划”实际上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需要无限制地提供廉价的战略资源，而南方国家则陷入掠夺性的开采行为，其资源和财产权得不到尊重。这再次加剧了南北之间的不平等和依赖关系。
例如，2023年非洲出口了1500亿美元的原材料，但其中75%的收益流向了非洲以外的地区；拉丁美洲拥有70%的锂、铜、铁、铝土矿、石油和黄金等资源，却无法控制这些资源的价格或生产链（M. Herrera Kahn）。这种现象令人痛心：尼日尔的孩子们在黑暗中学习，而他们的铀矿却在为巴黎提供照明；刚果民主共和国（Congo,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el）的钴矿和钶矿开采活动不断增加，童工现象也十分普遍。
墨西哥是22种关键矿产的主要生产国之一，其中9种矿产对能源转型至关重要（Camimex公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机构对该国如此感兴趣。一方面，政府表示欢迎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能源领域，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投资往往伴随着暴力、强迫劳动和环境破坏，同时拒绝技术或知识转让。另一方面，墨西哥地质服务局（Servicio Geológico Mexicano）和Camimex公司等机构却试图迫使私营部门回归矿业开发，这同样值得质疑，因为对他们来说，矿业对美国等国家的价值链至关重要，但对墨西哥来说却毫无意义，反而加剧了墨西哥的依赖地位。实际上，应该优先考虑具有气候和发展目标的公共部门，而不是用公共资金来保障私人企业的利益（Oxfam）。
应对气候危机的策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并非满足人类的需求或消除不平等和贫困，而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