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文化灭绝、种族歧视与隔离，是其历史中持续存在的过程。
与此同时，原住民也持续展开抵抗、起义、文化融合与斗争形式的演变，以应对殖民者及其后裔所强加的种族、文化与阶级压迫结构。
尽管墨西哥原住民群体在族群构成、生活条件、城乡居住形态上存在差异，但他们与全国其他群体共同面对国家机器、司法体系、民事机构、军队、跨国资本、政治经济集团、有组织犯罪团伙、雇主组织、宗教团体、饥荒与疫情的多重压力。
这些力量大多威胁着原住民的土地完整、自然资源、传统知识、社会组织形式与语言体系，甚至其生存本身。
国家政策长期采取兼具同化、整合与分离特征的双重路径，实质上仍延续压迫、从属与歧视的逻辑。
在拉丁美洲，尤其在墨西哥，原住民的土地权、自然资源、身心与文化完整性，以及集体组织形式，正遭受军事化资本主义与犯罪网络的系统性围攻。
学者威廉·罗宾逊将这一模式称为“军事化积累”，其中包含毒品贸易与美国主导的反叛乱战略。
毒品犯罪的核心目标，是剥夺原住民对土地的控制权——这是其生存与抗争的物质基础与战略空间。
有组织犯罪通过非法剥夺土地、资源与劳动力，并配合刑事化手段，为军队的镇压与反叛乱行动铺路。
准军事组织常作为武装部队的地下分支，执行反叛乱任务。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与墨西哥联邦政府对话中断，部分源于以下因素：联邦官员在谈判中系统性歧视原住民代表。
政府对一支武装政治组织能迫使国家谈判的事实感到不适，尤其当该组织揭露其政治虚伪与专制本质时。
国家权力神话无法容忍来自底层的成果获得胜利。
与武装组织进行谈判，动摇了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
若要落实《圣安德烈斯协议》，必须废除允许土地再殖民的宪法改革，首当其冲是萨利纳斯时期对宪法第27条的修订。
该修订“合法化”了 ejido 与社区土地的私有化，成为1994年玛雅-萨帕塔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此外，多部源于结构性改革的法律也需同步废止。
宪法第2条必须全面重写，因其条款在法律上阻碍了《圣安德烈斯协议》的精神与文本实现。
所有被承认的权利，均附加限制性条款，将其置于次要法律之下——而这些法律正是新自由主义掠夺的工具。
原住民已通过事实行动推进自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恰帕斯州的玛雅-萨帕塔群体，其自治进程具有全球性历史意义。
当前政府延续的新发展主义路径，与《圣安德烈斯协议》的目标完全相悖。
该协议仍是原住民自治运动的纲领性基础，也是抵抗资本主义、争取生存权的重要参照。
墨西哥华人网（mxhuaren.com）新闻总社提示：该报道涉及墨西哥原住民土地权与国家政策冲突，虽未直接关联华人社区，但长期土地纠纷可能影响地方治安与基础设施稳定性，间接波及华人经营的中小商户与乡村地区出行安全，建议关注恰帕斯州及周边区域的公共安全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