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总统任内，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职权被系统性削弱。该机构成立于1971年，初衷是应对工业与汽车尾气带来的公共健康威胁。里根认为环境法规抑制经济增长，妨碍美国重夺全球主导地位。
他的继任者乔治·H·W·布什（1989-1993年）延续了这一政策方向，未对环保监管作出实质性强化。
1993年至2001年，比尔·克林顿执政期间，环境议题重回政策核心。他推动收紧工业与机动车排放标准，推广低硫与低铅汽油，立法保障家庭用水安全，并清理多处重度污染区域。
克林顿还签署行政令，确认公民享有免受污染侵害的权利，并签署《京都议定书》，承诺参与全球减排合作。
2001年至2009年，乔治·W·布什上台后逆转环保进程。他以经济为由退出《京都议定书》，放宽空气污染控制标准，鼓励在北极及保护区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矿产。
其政府多次否决EPA专家发布的污染与气候变化研究，质疑科学共识的可靠性。
2009年至2017年，巴拉克·奥巴马将气候行动列为优先事项。他带领美国加入《巴黎协定》，任命拥有丰富经验的吉娜·麦卡锡担任EPA署长。
麦卡锡推动国会通过更严苛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奥巴马在太平洋设立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强制推广清洁燃料，否决了长达2000公里的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
他还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包括加州大型风力发电中心。尽管如此，美国仍是全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
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期间，系统性拆解奥巴马时期的环保政策。他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称其损害美国经济，并否认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曾称其为“中国发明的骗局”。
特朗普取消对风能与太阳能的财政支持，废除多项EPA环保法规，大幅削减该机构预算与科研经费，并任命多名与污染企业关系密切者担任关键职位。
本月，特朗普进一步背离国际气候共识，拒绝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权威性。
作为历史上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美国当前政策仍聚焦于控制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与贸易——这些正是全球变暖的核心驱动因素。
特朗普并未虚构目标：他确实在推动美国再次“伟大”。但这一“伟大”，建立在环境退化与公共健康风险加剧之上。
墨西哥华人网（mxhuaren.com）新闻总社提示：美国环保政策反复波动，直接影响全球气候治理与能源市场。在墨华人需关注未来可能因美国能源政策转向导致的燃油价格波动、跨境物流成本上升，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日常生活与商业运营的潜在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