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1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的开端，全球正步入一种开放而残酷的混乱状态。这种混乱不再仅限于经济或金融领域，如2008至2009年的危机，而是集中于地缘政治层面。
系统性动荡正在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商业、金融、工业等经济活动，到联合国等集体行动机构与治理体系。过去数十年中那些乐观的全球化叙事，如今已逐渐瓦解。
世界银行指出，2020年代很可能是自1960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十年。这一趋势将进一步拉大富裕国家与所谓“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国家之间的收入与生活水平差距。
世界银行补充，当前的全球形势显示，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减少极端贫困，也难以创造足够就业机会。（《La Jornada》，2026年1月14日，Dora Villanueva）
经济停滞、政治环境恶化、专制言论与仇恨情绪蔓延，这些因素共同加剧了社会压力。在墨西哥，正式就业机会极度稀缺，投资持续萎缩，财政空间几近枯竭。
与此同时，基本生活需求不断上升，社会不平等与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
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提出“如何应对不平等？”的议题。他援引世界不平等实验室（World Inequality Lab）的最新报告，该报告汇集了包括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内的顶尖学者观点。
报告指出，通过公共投资教育与医疗保健，配合有效的税收与再分配政策，可缓解不平等。这并非新建议，却长期被忽视。
罗伯茨特别提到，现金转移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以及对弱势家庭的专项支持，能直接将资源从高收入群体转向低收入群体。
这些措施虽具理论价值，但执行进展缓慢。整体而言，公共政策仍高度依赖财政手段——即大幅增加公共收入，并更合理地规划支出。
几十年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应对不平等与长期增长乏力的核心工具之一。
墨西哥必须推动国家改革，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使其成为社会矛盾的协调者与解决者。这样的国家，应是社会性的、法治的、保障公民权利的，并符合宪法精神。
要实现社会权利的普遍性，国家必须具备透明、严格的征税、支出与公共资源管理能力。仅靠直接经济援助远远不够。
墨西哥需要经济政策推动增长，尤其要通过创造就业实现财富再分配。
当前，墨西哥国家职能因税收能力持续下滑，以及政府在结构性改革上的迟疑而严重受限，阻碍了经济增长与公平目标的实现。
在充满不确定与冲突的2026年初，墨西哥亟需制定一项国家转型战略，以引导社会在动荡中前行。
这样的战略，应能体现墨西哥国家历史的核心精神。
墨西哥华人网（mxhuaren.com）新闻总社提示：经济停滞与就业萎缩正加剧墨西哥社会压力，华人经营的小商户、服务业从业者面临客源减少、成本上升的双重风险。财政空间紧缩可能影响公共服务与社区安全，建议关注本地税收政策变动与市政支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