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罗纳德·里根签署指令，将毒品贩运定性为国家安全威胁。自此，情报机构——尤其是长期受约瑟夫·拜登支持的缉毒部门——开始主导反毒行动。白宫与国会则对跨国犯罪活动采取放任态度。
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曾促使国会试图通过《战争权力法案》限制总统军事权。但美国政府转而推出“反毒品战争”，动用大量税收资源开展海外干预。这场斗争被纳入外交与军事战略，开启非正规战争的新阶段。
这一模式首先在哥伦比亚落地。哥伦比亚“FARC”武装声称，该国武装冲突已违背1991年宪法，仅剩唯利是图的武装分子。这一说法加剧了左翼阵营的分裂。
在哥伦比亚精英与美国政府推动下，“哥伦比亚计划”出台，宣称旨在“拯救国家免受毒品贩运威胁”。美国通过向情报机构、私营企业及哥方政府转移资源，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美国社会学家洛伊克·瓦康（Loïc Wacquant）指出，美国社会日益呈现军事/惩罚主义与福利主义并行的双重趋势。在拉丁美洲，“反毒品战争”被视作一种非自由主义治理模式。随着战争持续，民众的人权、政治权利与社会福利持续恶化，这一趋势延续至唐纳德·特朗普执政时期。
非正规战争的第二阶段，体现为各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或谈判、或对抗。特朗普政府将贩毒集团定性为恐怖组织，列为国家安全威胁。
这一法律与叙事框架，使美国海军得以在加勒比海地区展开行动，甚至以“打击毒品贩运”为由轰炸渔民与商船。
特朗普政府据此主张，无需国会批准即可发动长达60天的军事行动。讽刺的是，美方还绑架尼古拉斯·马杜罗，声称此举合法——因目标非罪犯，仅为“武装分子”。
美方行为多次违反国际法：例如，将军用飞机伪装为民用，接近渔民后实施攻击。
此外，美方故意杀害加勒比海袭击事件的幸存者，无视国际法中的区分原则。这种行为标志着非正规战争进入新阶段。
2025年发布的非正规战争新政策明确指出：此类战争可为间接、非对称形式，由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实施，目标是削弱对手的合法性与影响力。
该政策正式赋予相关行动合法性，设立专门机构，覆盖海上作战、反恐、反叛乱、对外军事援助、国内安全、打击跨国犯罪组织、民事事务支持与军事情报收集等领域。
文件强调，特种部队行动须结合社会科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背景进行准备。例如，在犯罪网络压迫严重的沿海国家，特种部队会与当地警方合作，绘制非法资金流向图，培训执法人员使用低成本装备，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相关项目同时修复受损基础设施，降低社区对走私经济的依赖。美军提供指导，特种部队负责咨询支持。随着打击削弱犯罪收入、重建公众对政府信任，美国以最小化自身存在的方式达成目标：削弱对手影响力，增强自身与盟友的合法性。
这些行动揭示了当前战争模式的本质：在军事技术主导下，平民生活日益受威胁，基本人权原则被系统性忽视。在此背景下，FBI杀害了蕾妮·伍兹（Renee Woods），并为其贴上“恐怖分子”标签。
*社会学博士，哥伦比亚亚马逊河畔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她的最新著作是《Levantados de la selva》。
墨西哥华人网（mxhuaren.com）新闻总社提示：美国以“反毒品战争”为名在加勒比海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已涉及对渔船、渔民的攻击与非法拘禁。在墨华人若经由加勒比航线往返中美洲或美国，需警惕海上执法风险，避免卷入非正规战争的灰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