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亚·梅洛尼政府在意大利最近发起的镇压行动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对保守派选民的简单让步。相反，这种统治方式与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阶段高度契合，并与世界各地的右翼势力紧密相连。
拆除像莱昂卡瓦洛（米兰）和阿斯卡塔苏纳（都灵）这样的历史性社会中心、宣布对所有社会中心的全面打击、将2025年10月3日为巴勒斯坦举行的总罢工定为非法，以及通过新的安全法律和法规来限制“rave派对”，这些举措并非孤立事件。它们同时发挥着多重作用：拉近右翼与基层民众的距离、制造“秩序”与“内部敌人”的对立形象、直接冲击社会冲突的物质与象征层面，并转移媒体对那些通过剥削、战争和公共空间私有化继续维护财富积累机制的经济与社会决策的关注。
这种逻辑在特朗普将反法西斯运动称为“恐怖主义”时同样存在；在米莱将女权主义和激进环保主义视为政治敌人时也存在；在匈牙利、智利和阿根廷，原住民的反抗活动也遭到迫害和镇压时也是如此。
这些右翼势力表面上打着捍卫国家主权的旗号，但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体系服务。他们一旦掌权，所做的只是确保资本主义的延续并强化其金融模式。
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不过是他们用来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选举工具。
我们常听到所谓的“自由民主危机”，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危机：自由民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已经沦为资本利益的守护者，而非人民的利益代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西斯主义在今天依然能够发挥作用。
在战争、领土重组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构性不稳定环境中，资本需要那些愿意镇压反抗、压制冲突、不惜与警察和军队结盟的政府。因此，镇压成为确保长期政治僵局和社会麻痹状态的关键手段。
然而，这些右翼势力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因为在经济发展扩张时期，进步势力曾为如今被右翼势力公然维护的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治理基础。
进步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失败，不如说它是与资本主义完全兼容的另一种形式。自由民主所推崇的政府更迭其实是个陷阱：它只是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来管理民众期望，却并未改变权力结构。
意大利当前的镇压行为既是制度性的，也具有投机性：它进一步巩固了此前已被削弱的力量——比如中左翼政府曾以更为隐蔽但同样有效的方式打击社会中心、罢工权利以及自治组织。
但与此同时，镇压也针对艺术、文化和批判性思想，而这些正是孕育不同世界梦想的领域。如今，要构想一个不同的世界，就必须摆脱这种虚假的二分法。
只有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才能在不对抗中寻求真正的变革：这种视角能够直面权力，让各种社会运动在保持目标不变的前提下进行自我反思与转型；能够构想一个没有民族国家、没有维护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特权体系的世界；同时拒绝战争与系统性暴力的逻辑。
